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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学] 文化地理:大河·羊皮筏子·赋税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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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-10 15:11:2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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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以来,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,黄河流域大宗的羊毛、木料、粮油等东运物资急剧猛增,当地的回、汉、蒙、东乡、裕固等民族的乡民,纷纷投入到长途筏运的活动中。期间,筏子客所承担的运输物资,无论从数量、种类及运输距离,都是史无前例的。以羊皮筏子运输羊毛为例,据统计,甘青两地筏子客年均东运羊毛总量约为733.5万公斤,年营运皮筏子数目为734只,而到了鼎盛时期,年运羊毛量则高达千万公斤,皮筏子数目年约1771只。羊毛输出量的逐年增加,进一步带动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,促进了游牧民族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,这也进一步确立了包头作为皮毛集散地的地位。
包头的皮毛商人,分东西南北四路。东路主要是从京津、内地来的,都是买主;也有少量山西、陕西、萨拉齐来的卖主或买主。西路是从青海、甘肃、宁夏等地来的,都是卖主。北路是从外蒙古、阿拉善、后山、后套来的,也是卖主。南路客商不多,是从河西来的卖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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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蒙商队包头集散的绒毛主要是驼毛、羊毛和羊绒。当时在包头集中的羊绒每年有30多万斤,由天津出口后运到西欧等地织成的产品叫做“开司米”,十分名贵。一件开司米绒衣,价值60元,而所需原料费最多不过3元。可见利润之高。
由于货物东运量的猛增,更刺激了长途筏运业的兴旺发达,又为西北各族百姓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。黄河上放筏子,成为各族的主要谋生手段。河岸经济日益繁荣。
然而腐败的政府也将贪婪的目光盯在筏子客身上。各种苛捐杂税纷至沓来。
先说筏捐。在黄河流域的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山西等省均设此赋税。在以“筏”制“筏”政策驱使下,甘肃省政府在1925年前后下达皋兰县政府向筏子客征收筏捐银钱总数额,指令每户每年约币800多元,县政府以此为收费基数来进行招标承包。俗话说:“朝廷里有人好做官,灶房有人吃干饭”。凡是能在投标中脱颖而出者,绝非最底层的筏子客,大多是和政府官员有关系的人,这样的所谓“招标承包”的结果是,向筏子客分摊时,往往数倍于此。常常以生命为代价搏击风浪的筏子客们,只能忍气吞声。这样的层层盘剥,一直延续到1942年。更让人痛恨的是,在甘肃境内已经交付了银钱的筏子客,一旦进入宁夏,又要再次缴纳筏捐。宁夏1928年以前就在黄河青铜峡设立筏捐局,专司其事。1929年建宁夏省后,筏捐数额又大幅地提高。马鸿逵任省主席后,又在中卫县新墩专设稽查处,明令公告,凡在黄河过境之筏,每筏征收银币80元,违者严惩不贷。筏子客若乘夜色偷渡,一经发现,加倍罚征。那时,绥远的筏捐则由包头航务局征收,其数额和手段,比甘宁两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青海则于1933年起,由黄河沿河各县维持经费征收,在所征出口、进口物税中加收羊毛捐三成,另外,对木筏还专门设有木料牙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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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上的筏子客继承了祖辈的手艺再说桨税。兰州回民有关人士倡导回民教育时,凡回民筏子客经营西宁至兰州的筏运,倡议每筏捐赠木桨及筏杆数根,然后由回民学校集中交卖,来补贴教育经费。
官差和壮丁款。抗战期间,政府规定技术员工享有缓服兵役的优惠,筏子客亦属此列。但是,必须无条件地承担名目繁多的官差水运业务。小则地方官吏下乡乘筏子过渡,一律不掏分文。大则运输军队及军需物资,责无旁贷。虽然大规模的军事运输对筏子客有一定的补贴,但经过官吏层层截留,关关克扣,最后分到筏子客手中的所剩无几,有时还不能满足起码的食宿保障。每每遭遇此窘境,筏子客们只好忍痛卖掉皮胎,空手而归。更惨的是有的筏子客完成官差后,就被当地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抓去充当壮丁,不知真相的家人,依然还要照样摊交壮丁款或者以马代丁钱,可谓是人财两空。
名目繁多的各种税卡。一般而言,筏子载运的货物如羊毛、水烟、药材等均已在商家起运前照章纳税,筏子客执此税单,沿途关卡查验理应放行。但是各种巧立名目的查验却使敲诈勒索者每每得手。当时宁夏的新墩、银川的仁存渡、石嘴山、磴口等处宛如一个个阎王殿,阴森恐怖,筏子客凡过此境提心吊胆。
来源:文化包头杂志 贺志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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