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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学] 大庙 西沟(散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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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3-10 19:56:46 自由发APP发布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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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顶渴望串的一家亲戚就是住在大庙的二姨家。
逢到正月初七八的样子,母亲会骑车子到市区称两包点心回来吊在凉房屋顶,找一把锁子把走风漏气的凉房门咔嚓锁上。那时,我的心就紧张忐忑起来,说不上哪一天清晨睁开眼后,母亲和四弟便不在了,他们撇下我偷着去了二姨家。吃过两次亏后,精了,逢到母亲买了点心,睡觉都是睁着半只眼睛。
家里弟兄四个,母亲去二姨家不可能都带上,即便是她想带,也做不到。从我们家到大庙颇费周折,父亲用先要用自行车把我们送到市区的车站,再乘长途车前往。长途车站的人永远是那么多,排队买票,拥挤上车,直到父亲粗壮有力的手把我塞进汽车的门,我才长长地松口气。途径二姨家的长途车只有一趟,早上八点,错过这个时间,只能乘五路车到东河再倒去固阳或者石拐的长途车。那时因父亲不在,母亲牵扯着四弟,又拎着许多的东西,想挤上车就越发难了。
四弟尚小,母亲抱着她坐在后车架上,前梁还能坐一个人。大哥从来不争,二哥却是要跟我争。不过,他一般都争不过我,因他性子倔强,从来不哭。我就夸张得多了,打着滚儿在地上嚎。对于母亲而言,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利器,我大多因此而得逞。不过也有特例,有那么一次,母亲似乎下决心带着二哥和四弟去,我故伎重演,却被父亲重重地踢了两脚。我不敢哭了,却动起了另外的脑筋。第二天早上,我早早地起来,摸着黑提前急奔向他们必经的一个桥洞。
天还黑着,跑得又急,满头汗淋淋的,生怕错过了他们。停下来后,身上的热气渐渐被寒气抽走了,黑咕隆咚的桥洞,静的怕人的四野,心提到了嗓子眼还砰砰的跳着。桥洞旁有一个废弃的机井房,同学的弟弟在水坑里游泳呛死后就放在那里,瞄一眼想到了鬼,越发害怕,牙齿不由自主的打起架来,跟着浑身也颤抖起来。
父亲总算来了,我死死拽住自行车的后架,任凭母亲怎么捶打,我都不松手。结果,我又得逞了,二哥拿着父亲给的三毛钱回去了。由于我的拖延,没赶上长途车,只好乘五路车到东河倒车。结果,饥肠辘辘的我们在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了二姨家。
二姨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南北走向的缓坡上,出大门不远,是一条常年干涸的河槽。河槽对面有一口井,井上架着辘轳,旁边有一个长条形青石槽,用来饮牲口。逢到黄昏,袅袅炊烟浮荡在山村的上空时,羊倌赶着羊群抵达了二姨家门前的河槽。羊们立刻兴奋起来,咩咩的叫着向着自家的院落奔跑着。一时间,奔跑声、羊的叫声、人们的吆喝声立时把沉寂的村子搅活了。
这时的母亲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出一阵神。
二姨家的院子很大,东边有一道矮墙,墙内栽着四棵杏树,我从来没见过它们开花挂果的样子,但童年唯一吃过的杏干是这几棵树的果实。
那时的农村远比我们家那里热闹。正月里,随着长我一岁的姨姐跟着踩高跷的队伍各村跑窜,也会搬来几块石头早早在戏台子下占块好地方,或者在牲口圈旁边用绳子拴根细棍支起一个笸箩,等待麻雀们自投罗网。麻雀们很警觉,支笸箩前还叽叽喳喳地在那里吵闹着觅食,等支上笸箩,它们却落到别的地方觅食去了。你挪地方,它们又回来了,把撒在那里的秕谷吃的一干二净。
正月里更吸引我的是二姨家的干果,瓜子、糖块、黑枣,偶尔还有柿子饼。中苏紧张期间,这里驻有部队,二姨一家跟一个山东的连长相处得很好。逢到过年,他会给二姨家捎来一小袋子花生。
头一次吃到花生,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。那一年,邻村唱戏,母亲想去,四弟哭闹着要跟着。母亲谎称上厕所走了,我跟着姨姐也跑了。看唱回来,屋里满炕的花生皮,二姨笑着说:“你们一走,他就嚎起来没完没了,怎么哄都不行,把剩下的那点花生拿出来哄他,吃上就不嚎了。
姨姐斜着瘪瘪的小袋子嘴巴噘的老高,我趴在炕上拨拉着白花花的硬壳,想从中找到一两粒遗漏的花生仁。母亲狠狠的拍了我一巴掌说了声,没出息,下回不带你!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,觉着委屈,眼泪噙在眼眶里。姨姐上前护住我却跟二姨发起了脾气:“他哭你就给,那小三哭你怎不给呢,你们怎那么偏心眼呢!”
晚上铺被睡觉的时候,姨姐捅捅我,使了个眼色,穿鞋下地出门,我忙跟着她出来。她松开紧握的拳头,一粒红润的花生出现在她的掌心。我眼巴巴地瞧着,她把手伸过来说:“你吃哇!”抓过她手里的花生,快速塞进嘴里,来不及细嚼,便吞到了肚子里。回味嘴里的余香时,无意中瞥见姨姐仿佛在吞咽唾沫。
很多年过去了,看到花生,偶尔会想起童年的那一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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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家其实就是故乡的代名词。
我们老家在山西,母亲很少提及,间或叙起旧事,常念叨的是一个叫西沟的地方。每逢说到西沟,她总会眯着双眼说:那年西沟发大水,满沟的水,看着都眼晕,眼瞅着就漫上来进了院子.....听姨姐说,西沟并不远,大庙的村民都是从西沟迁移出来的。母亲匮乏的词语使我想象不出那场大水究竟有多大,但我感觉到当年的母亲肯定受到了惊吓。
姨夫过世那年,我还在上学。对于他的记忆并不是很深,能想起的只是他喘气时呼噜呼噜的声响。他虽然也是农民,却有着铁匠的手艺。铁匠铺在村子南边,越过河槽,是村里的水井,对着水井是一条胡同,胡同的尽头有条东西走向的石子路,路北有养路段、供销社。供销社旁的一个低矮泥房就是姨夫的铁匠铺。铁匠铺没有窗户,东边墙上的高处开着一个方孔,上边安着栅栏。看到那个栅栏,我总能联想到小说《红岩》中的监狱,所以我从来都没进去过。我不知道姨夫能打什么铁件,但我知道他的主要业务是钉马掌。
包产到户的那一年,二姨家多了一头骡子,枣红色,高大威猛。若是暑假去二姨家,姨夫有时会让我出去放骡子。出门时,姨姐会叮嘱我,不要站在骡子的后边,防它踢你。我本来就惧怕这个庞然大物,又不得不去,胆战心惊地攥着一截皮绳拉着它出门。骡子很聪明,出村前,很听话也很乖巧。出了村子,它便执拗起来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根本就不是我在放骡子,倒更像骡子放我。
它往往会贴着地埂边走边吃草,吃着吃着,捎脚楼几口地里的庄稼,动作浑然天成,不着半丝痕迹。我尝试着拽它离开,它的四条腿仿佛钉在了地上,无可奈何之下,我只能紧张地注视周围的情况,替它放哨,遇到有人经过,我会吆喝着拽缰绳。这时的它非常配合,甩甩尾巴若无其事地离开了。
姨夫对他的骡子爱如珍宝,养的毛色油亮,摸上柔软滑润,绸缎一般。一直以为骡马这样大牲口最喜欢吃的是草,有一次姨姐气哼哼地跟二姨告状说姨夫买了麻花偷偷喂骡子,我诧异极了。那个时候,麻花可是好东西,即便是我们这些孩子平常也吃不到,更想不通的是骡子怎么可能吃麻花呢?我上初三那年,姨夫去世。他的去世跟这头骡子有着直接关系,听姨姐说:那年,骡子丢了,姨夫发疯似的四处寻找,后来进西沟走了几天,骡子没有找到,自己却病倒后再没起来。
因为这件事,我对西沟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记忆,总觉得那里很神秘,伴着这种神秘感的是一种直觉,自己肯定会去的,但不一定是什么时候。
去年初秋,年近八旬的二舅从山西来了。饭桌上,他打了个嗨声说:“八十多了,还能来几回?就想着去西沟看看。”我当时很吃惊,二舅怎么要去那个地方。母亲说:“闹饥荒那年,你姥爷他们弟兄几个居家逃荒来了包头,在西沟住了好多年。”二舅接过话茬说:“后来听说要跟苏联打仗,又都回去了。”
母亲让我给姨姐打电话,问问姨哥在不在大庙。电话打通,姨姐简单地说:“来哇,我们一家也在这儿呢。”并不是很热情,觉得蹊跷,晚上偷偷问母亲,母亲沉吟了片刻说:“你二姨临终前,你姨姐给你二舅去了电话,让他们来。那些年,你二舅过得也很苦,估计是钱紧没来,你姨姐恼了他们一家。”
母亲还说,你二姨弥留之际一直喊着你大表姐的名字。大表姐是二舅的大女儿,比我大很多,小时候在我们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,那时候我的字写得很潦草,经常被父亲骂。留在印象中的是“的”的写法。我习惯将勺中的那一点向外撇,是她手把手地纠正过来。
记不得二姨具体是哪一年去世的,自打她去世后,母亲逢到端午节包粽子,总会包出很多,煮好后不仅给我们成家的弟兄三个拿些,还要大老远地坐上公交车去给姨姐送些。我和四弟说:“大老远的,给人家送几个粽子,你不嫌麻烦,人家还嫌麻烦呢。”
母亲是个执拗的人,她要是想做一件事,谁也挡不住。你说你的,她做她的,到了那几天她总会去。我们家弟兄四个,四弟尚未成家,每年大年的初二,我和大哥二哥都要随媳妇回娘家过年,母亲这边便冷冷清清了。也不知哪年开始,到了初二那一天,姨姐带着她的一家子来母亲这里过年了。从那以后,每年的初二,她都会来,从未间断过,这让没有女儿的母亲仿佛有了一个女儿。
二姨去世很多年了,依稀能记得的是她盘腿坐在炕上打纸牌的模样,隐约能想起的是擀得薄如纸片的豆面,还能记起她过年时做的各式蒸锅。她对我们弟兄四个都很亲,那种亲的味道与母亲并不相同,能感觉到却说不出来。
也许这就是血脉相连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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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海中的西沟是一条很深的沟,这个印象来自母亲描述的那场大水,母亲的胆子很大,打小就没见过她恐惧过什么,但她说到那次发大水,明显察觉出了她的惊惧
,虽然过去了几十年。还有一种印象,觉得西沟很遥远,也有着几丝神秘。临到去了才好笑起自己,西沟离大庙那么的近,顺着二姨家门前的河槽子向西钻进一条很窄的沟,转过几个弯便到了。
姨姐说:“最多五里地。”
西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,以沟为界,北边的地势平缓向阳背风,从遗留的断壁残垣上看,这里这曾经住着七八户人家,他们住的都是房子,应该是坐地户。南侧的坡相对陡些,半山腰一溜排着四五个半人高的洞,洞前稍稍平整。不知谁在这里撒下了靡黍的种子,因浇不上水,靡黍很矮,稀稀拉拉的。
随着母亲、二舅、姨姐等人爬到洞前,母亲指着中间的一个洞说:“这是你大老爷的家,那边那个是你四姥爷的,这个是我们小时候住的。”每个洞的洞口都比洞里的地面高出很多,洞很浅,迎面是一盘炕,炕的前端有炉灶。弯腰从洞口踏进去,里面非常干爽,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保持得却非常好。洞的拱顶光滑平整,侧壁没有半分侵蚀,土炕也没有半点损坏。连着炕的炉灶,甚至还能严丝合缝地坐上一口锅。
二舅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,眼睛似乎湿润了。
母亲在跟表姐讲她小时候打柴的事儿,附近山头上的柴被村里人砍光了,想要完成大人们交代的任务,要翻好几座山。打柴对于还未成年的孩子是个苦营生,但也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见过这里山上的灌木,矮、硬且带刺,眼睛有些迷离,一个瘦弱的身影,背上压着一捆重重的干柴,从远处的山腰走来。
从窑洞里出来,站在高处重新打量这个山洼,忽然想起了《固阳民俗》中有这样的话:外来户、胶皮肚,挖个窑窑就能住。母亲这一大家子是外来户,无法想象他们刚来这里时的艰辛,更难以想象如此贫瘠的土地怎么能养活了这许多背井离乡的人。母亲还在讲从前的事儿,从她的语言表述中感觉不到半丝的艰辛和苦难,仿佛是在讲述一件跟她无关的事儿。
二舅是母亲家中唯一的男孩,瘦且高,打记事起,他就戴着一副黑边眼镜,说话的声音很细、节奏慢悠悠的,很像私塾里的先生。事实上,他是母亲家中唯一一个读过几年书的人。那个年代里,能够读上书,说明家境相当不错,他们逃荒到这个穷乡僻壤,肯定是在躲避什么。躲避什么呢?多年后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信息,他们躲避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。
他们来了又走了,二姨和母亲却留了下来,就如同秋收后遗落在地里的种子。一场开冻前的风,几滴清明后的雨,让她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,生生不息。
二姨临终前最挂记的是大表姐,直到二舅指着中间的那个窑洞对大表姐说:“你就是在这个窑洞里出生的,你二姨打小就疼你,你有个头疼脑热,她比我们还急。”此时的我似乎明白了为啥二姨临终前对大表姐念念不忘了。
说也奇怪,仿佛跟西沟有缘似的,转过一年的秋天,母亲的堂妹白姨老俩口在两个女儿的护送下来了。她们来之前先打来了电话,接着那个电话后,母亲多次絮叨,幼时跟这个白姨是如何的要好,俩人结伴拔草、打柴,几乎形影不离。对于白姨,我相当陌生,没有丝毫的记忆,倒是他们一家的乡音瞬间拉近了距离。我们一家盛情款待,我提议带他们到赛罕塔拉转转,去黄河的景观大道瞧瞧。结果,白姨却打了个嗨声说:“老了,走不动了,估摸着也不会再来了,我哪儿也不想去,就是想着再看看西沟的那几口窑洞。”
类似的话再次出现,我忽然对故乡这个词有了一层更深的理解。
既然要去西沟只能叨扰姨姐了,拿起电话有些犹疑,扯了母亲一把,到了厨房小声跟母亲嘀咕:“这么一去,给姨姐添麻烦不说,又得让人家花钱了。”母亲却没有半丝的犹豫:“花就花点吧,那怕啥,她又不是个外人!”她就这么随口一说,瞬间打消了我心里微微的顾虑。是啊,母亲从来就没把姨姐当做外甥女,很多时候,姨姐更像是她的闺女,就如同二姨把我们弟兄四个当做亲生的是一样的。
虽然已经立秋,天气却还大热着。
我们一大早起来从家里出发,姨姐一家子也从家里出发了,殊路同往。姨姐的家更近些,等我抵达时,姨姐一家早就到了。那一天,做泥瓦营生的姨哥也放下手里的营生回来了。
几家人再次乘三辆车进了西沟。
沟还是那条沟,窑洞还是那几孔窑洞,前些日子的一场大雨把这里涤荡得越发清爽了。天很蓝,一团团棉花般地云彩被风撕扯的丝丝缕缕了,忽然想起了母亲续棉被的情景。去年的窑洞前稀稀拉拉地长着些糜黍,今年变了颜色,红杆儿、绿叶、粉白花的荞麦东一丛西一簇挤插在那里。前两天的那场雨的滋润,荞麦看着娇嫩欲滴了。有两孔窑洞口两侧还残留着半幅对联,想来应该是姨姐的杰作了。
驻足、凝眉、嗟嘘。
一声声的吁叹中,那遥远的遥远瞬间近了、清晰了。本欲张口问问姨姐怎么想起在这里贴对联,却被岔过去了。西沟出来,重新审视大庙,觉得是那般的陌生,那个安详恬静缕缕炊烟的小山村荡然无存了,乱糟糟的房屋随意衍生,在高过屋顶的公路挤压下,越发局促憋屈了,就连那曾经宽阔的河槽子也只剩了窄窄的一条。
忽然想起窑洞口残留的半截对联,去年陪二舅一家来的时候并没见到,今年却出现了,想来姨姐也多年没有进过西沟了,应该是去年陪二舅进西沟后被触动了。也许她贴罢对联后,独自对着这沉寂的山谷追忆着许多的童年往事。
回不去了,我们都回不去了。
西沟还是还是五十年前的西沟,大庙却已经不是曾经的大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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